作者：黃啟哲

　　在這個好惡聲音都會被網絡算法無限放大，以至于越是現象級作品越容易口碑兩極化的當下，呂克·貝松新作《狗神》會是那種難得彌合這種割裂聲音的院線電影。這不只是因為他依靠早年一系列代表作所積累的盛名，同樣也因為這部《狗神》繼續展現了他在藝術與商業間達成恰到好處融合的天賦。

　　當然，這并不代表熟悉他的影迷，也一定會發出普通觀眾那樣“大師級出品”“年度最佳”的驚嘆。取而代之的，是快速鎖定其早年巔峰作品對比后的“不滿足”——他可是拍出《這個殺手不太冷》《碧海藍天》的呂克·貝松啊！要知道，這樣的聲音，在四年前他的上一部《安娜》推出時，已經出現過了。

　　而由這兩種評價，即便沒有看過電影也能了然《狗神》的水準——置于當下商業院線電影的語境下，它純熟酣暢；而放置在呂克·貝松的創作生涯之中，實難企及曾經的巔峰，不過是讓他曾經“一生只拍十部”的誓言翻了倍。

　　如果非要用一個詞來形容《狗神》，那應該是“工整”。故事的緣起，是呂克·貝松看到的一則虐童社會新聞。一位男童被父親關進狗籠長達四年之久。新聞的結局——父親被逮捕，孩子被解救，則成為呂克·貝松用銀幕造夢的起點——這個孩子長大后變成了什么樣的人？又如何看待自己，學會與這個社會相處？于是，在道格拉斯的銀幕自傳里，家庭暴力、少數族裔、動物保護、罪案懸疑、宗教隱喻……各種議題都被呂克·貝松滿滿當當地塞進了近兩小時的故事里。從故事的可看性來說，它們在男主角道格拉斯向心理醫生的自述中，被妥帖安放、彼此關聯、疊加累進，牢牢鎖住觀眾的視線，從而一次又一次為道格拉斯感傷落淚。

　　不過反過來，議題要素的高度集中與情節的精密計算，也的確讓人難以忽略其斧鑿的痕跡。呂克·貝松顯然有意將道格拉斯塑造為一個“人間受難者”。被關進狗籠受虐之時，道格拉斯那位頗有“猶大”意味的告密者哥哥，為抵消內心的罪惡與愧疚，反復在鏡頭前為施予小狗關愛的弟弟，安上“惡魔”之名。光是這樣，呂克·貝松似乎還嫌不夠，特別安排他在狗籠外貼上“In the name of god（以上帝之名）”的橫幅，以便讓觀眾與道格拉斯一同從籠中的鏡像視角，完成全劇的點題——“DogMan”。再試舉一例，童年道格拉斯因父親的擦槍走火，導致終身殘疾。不過，他的這種殘疾竟然又是可以被短暫克服的——只不過每一步都會讓他加速死亡。這一精巧的設計，讓道格拉斯的悲劇人生詩意如童話小美人魚一般。可隨著劇情的推進，觀眾恍然，這一殘酷浪漫的最終目的，是讓所有命運抗爭的隱喻，變成通俗好哭的明示。

　　而這，與其說是藝術片導演別扭地臣服于商業，不如說是一個聰明創作者擁抱大眾的主動選擇。也就難怪有了那個不夠貼切、但意指又讓人心領神會的類比：呂克·貝松，法國的斯皮爾伯格。與同期法國所謂“后新浪潮”的卡拉克斯等人不同，呂克·貝松因商業賣座而被視為法國電影導演中的“異類”。結果導向看，從罪案到科幻再到歷史甚至童話，他不局限于一種題材，也無意形成所謂風格流派自覺，以重新張起法國電影的大旗。但呂克·貝松自己，卻始終抱有一種與“好萊塢制造”保持距離的警惕。“比漫威好看10倍”，這是呂克貝松接受訪談時所強調的。這樣想來，電影名“DogMan”除了服務于電影主題，某種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解讀成一種對漫威、DC超級英雄“Iron Man（鋼鐵俠）”“Ant-Man（蟻人）”“Spider-Man（蜘蛛俠）”的“宣戰”？

　　有趣的是，當作品被放置于全球化的電影市場中，呂克·貝松更為仰仗的自編自導“手藝人”出品，在觀眾那里，反倒與他所對抗的、資本運作下的漫威DC超級英雄，很快形成了對照組——“《狗神》不就是帶著狗的‘小丑’嗎！”這里說的，是2019年托德·菲利普斯執導的同名電影主角。電影以DC漫畫中哥譚市的反派人物為主角，回顧了作為社會邊緣人群，如何在冷漠與殘酷中異化為罪惡之源。一個是被迫以小丑面目示人選擇以暴制暴；一個則是以變裝為情感出口依舊向往美好。不管在比較中得出孰優孰劣的結果，我們都必須承認，在商業與藝術的平衡間，呂克·貝松與“好萊塢制造”的羈絆剪不斷理還亂。

　　當然了，法式浪漫依舊在這個發生在美國的故事里留有余韻。道格拉斯以變裝皇后的形象在俱樂部亮相首晚，便演唱了“香頌女王”伊迪絲·琵雅芙的《La Foule》。這是電影里道格拉斯童年對母親僅有的美好記憶，也是掌鏡人呂克·貝松的鄉愁。

　　當道格拉斯唱著：“我們被人潮推來推去，我們被迫分離，我奮力掙扎哭喊，但他的聲音，被人們的歡笑掩蓋”，比起電影結尾道格拉斯投身于十字架陰影，顯現“神性”奇觀的真正戲劇高潮，這被追光燈短暫聚焦的“人性”的愛欲與脆弱，或許更能讓人動容與共情。（黃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