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小魚

　　《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一開場，屏幕上就赫然打出了“1993年”的字樣。不久前熱播的《繁花》里，黃河路上叱咤風云的寶總也活躍在1993年到1994年的歲月里。更有意思的是，預告片里的宋運輝同樣走進了寶總和爺叔所在的和平飯店。如果他們在電梯或走廊不期而遇，又會是怎樣的情景？這兩位時代的弄潮兒，會不會交流一下對改革開放的看法呢？

　　盡管寫實主義的《大江大河》三部曲與浪漫主義的《繁花》在風格上是如此迥異，但兩者的“改革敘事”卻有內在的一致性——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文學以鮮明的理想主義為受眾帶來了激情與期待，滿足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需要，那么多年之后的《大江大河》《繁花》們則在歷史的回望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視野，試圖用更加冷靜的眼光與更為豐厚的審美意蘊重寫“改革敘事”。宋運輝與阿寶，或許從來就是同路人。

　　個人·社會

　　改革文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對個人的尊重，有著人道主義的細微觀察。對于個人權利的關懷與書寫，在相關作品中逐漸顯現，乃至成為一種普遍性。從前被“集體”所壓制的個人權利，不管是個人價值的實現還是對自由愛情的向往，都被“改革敘事”放置在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繁花》與《大江大河》都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改革敘事”的內涵。《繁花》結尾，阿寶決心離開股票交易市場，隱退江湖，讓郵票李不禁感嘆：“像寶總這么有腔調的人，今后在黃河路上是看不到了。”什么是寶總的“腔調”？不是他的瀟灑帥氣或生意頭腦，而是他的“人情”——寧愿斷了自己的后路，也要照顧汪小姐的生意；寧愿在資本市場里折戟，也要給所有相信他的人一個交代。

　　同樣，宋運輝放棄了前往大型化工廠國昊的寶貴機會，毅然決然地選擇拯救彭陽廠，也是為了與職工們共進退。雷東寶帶領登峰電線廠合并小廠，成立雷霆電纜集群，盡管嘗盡人間冷暖，仍然把集體和村民的利益擺在首位。可見，新的“改革敘事”正試圖把個人與他者、社會重新緊密地連接起來。

　　當年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里，喬廠長是這么解釋他的改革措施的：“工人之間，今后也不能干和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了，對工廠貢獻的大小必然會造成物質待遇上的差別。”強調競爭，就是要用一套“科學管理”的方法打破原有的用工制度和勞資關系，提高“大鍋飯”造成的低效率。但這么多年過去了，效果究竟如何？

　　不久前熱映的《年會不能停！》，年年是勞模的胡建林在一出喜劇和鬧劇中給觀眾帶來歡笑，而笑聲背后則是一種提醒：片面強調競爭，還不足以改善勞動者的處境。正如電影所敘述的，現代企業體制機制上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都需要改變，才能讓更多勞動者團結在一起，并得到施展才華、發揮能力的機會。

　　因此，“改革敘事”需要的不可能是單槍匹馬的個人英雄主義。因此，阿寶也好，宋運輝也罷，他們的人生故事并非屬于個人的奮斗史或發家史。正如雷東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的，順應改革的潮流辦企業、辦工廠，最終的目的是讓“所有人”過上好日子；阿寶也在接受上市公司審核時表示，當務之急是讓資本發揮作用，解決好紡織女工的就業問題。新的“改革敘事”試圖讓個人擺脫現代社會原子化的境地，再次匯聚成一個共同體，從而形成真正的改革力量。

　　傳統·現代

　　一個貫穿于改革文學的母題，就是設置出一個“傳統/現代”的沖突模式。而在這種沖突模式中，真正矛盾的焦點并不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全新生產方式，而是價值觀念、倫理體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路遙的《人生》。既有人們渴望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心理動因、傳統鄉村渴望融入現代城市的心理內容，也有對傳統文化的回望與思考。小說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恰恰是“改革敘事”的魅力所在。

　　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實際上也是一個“現代”不斷戰勝“傳統”的過程。《人生》中的高加林雖然向往城市，但德順爺代表的傳統仍然執拗地勸誡著他，維持著他的精神平衡。而《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已逐漸認同強調交換和競爭的商品關系，開始與宿舍里的其他人進行商品買賣——這也象征著一個以市場規則為主導的現代社會的到來。

　　于是在《繁花》中，我們見證了“德順爺”的再次出場——與其說爺叔是阿寶商業上的教父，不如說他是后者真正意義上的人生導師。不管是“紐約的帝國大廈曉得吧？從底下跑到屋頂，要一個鐘頭；從屋頂跳下來，只要八點八秒，這就是股票”還是“天氣不會一直好下去的，人不會一直吃上風的”，都不只是“生意經”，而是傳統價值的回歸。當然，賺得第一桶金后愿意徹夜守候爺叔的阿寶，本身也是傳統價值的傳承者。

　　《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中，經過前兩部劇情洗禮的宋運輝也越發成熟，直接充當起了楊巡的引導者。當后者因為私自挪用公款遭遇危機時，宋運輝批評其“丟失了誠懇、熱情、守信的品質”，只有在看到他“真誠的態度”后才會為他求情。在彭陽廠的改革中，工人們高度信任宋運輝，也不是因為他的魄力或能力，而是因為他將同事、下屬視作家人的真摯情感。

　　不管是現代化大都市里的《繁花》，還是涉及國企改革的《大江大河》，現代性的話題背后，都透露出來自民間的傳統力量，在激情澎湃的“改革敘事”中加入了一股溫柔的氣質，試圖糾正市場化、商業化帶來的庸俗化傾向。

　　現實·理想

　　如果說當年的改革文學忠實地記錄了社會變革的內容，那么今天的《繁花》與《大江大河》對“改革敘事”的重寫則源于對歷史的回望與反思。但是，新的“改革敘事”同樣有陷入改革文學怪圈的危險——表面上看是在反映現實，卻把握不到真正的現實問題。

　　高曉聲的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里的陳奐生因住過五元錢一晚的高級房間、坐過吳縣長的車而自豪，說明經濟變革在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可能讓消費主義的誘惑成為人的另一種精神負擔。這就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經濟發展到底有沒有給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品質帶來真正的進益？

　　《繁花》里的傳奇故事無疑增強了作品的生命力，卻缺少了對改革時期世態人心的描寫。在黃河路、進賢路的“愛恨情仇”之外，社會生態的變化給當代上海市民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哪些摩擦、碰撞？可惜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只能到原作小說中去尋找。

　　另一方面，《大江大河》則再一次把工人的歷史經驗排除在“改革敘事”的話語譜系之外。彭陽廠的勞模姚寶林因為年紀漸長不能完成考核，主動向宋運輝提出自愿下崗的申請。宋運輝則承諾若彭陽廠好起來一定把他返聘回廠。這種看似皆大歡喜的理想化處理，卻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漫長的季節》中的王響。

　　無論是個人與社會的融合，還是傳統對現代的糾偏，《繁花》與《大江大河》對“改革敘事”的補足與完善，都體現出當代創作者以文化審美制約消費主義、功利主義的努力。但是，與當年的改革文學相比，如今的新“改革敘事”卻讓改革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

　　就此而言，阿寶在商戰中的華麗轉身、瀟灑撤退倒像是一個再形象不過的隱喻：一個過于理想化的人物，承載不了“改革敘事”的厚重。本該承擔起講述改革難題、困惑的宋運輝，也因為越來越“完美”而失去了現實的重量。說到底，無論是《繁花》還是《大江大河》，恐怕都還不能恰如其分地解釋它們所面對的時代，使藝術世界中的萬物如其所示。（余小魚）

　　原標題：從《繁花》到《大江大河3》，如何重寫“改革敘事”——宋運輝與阿寶，或許從來都是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