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秋

　　在有超過70部電影激烈競逐的2024元旦檔和春節檔，青年新銳導演董潤年的職場諷刺喜劇《年會不能停！》率先殺出，成為第一部票房口碑兼具的“黑馬”。編劇出身的導演董潤年，憑借其扎實的敘事功底、差異化的職場題材聚焦，以及真實有效的喜劇統合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近年中國喜劇電影相對浮躁、懸浮的“IP跨界衍生”困境，不僅用諷刺手法提升了中國商業類型喜劇的敘事內涵，還彰顯出青年新銳導演敢于觸碰當下社會現實，以及與時代精神、觀眾情緒同頻共振的“先鋒”氣息。

　　編劇型導演的敘事優勢

　　董潤年是近年涌現的“中國電影新力量”中的重要一員。編劇出身的他深耕電影、電視劇創作10余年，積累了相對扎實的類型電影劇作功底。他轉行導演之后的第一部愛情電影《被光抓走的人》，就以“寓言體輕科幻”的敘事創新獲得了業界好評。在喜劇電影《年會不能停！》中，他繼續展現出卓然不同的敘事能力。

　　伴隨著老一代喜劇導演與互聯網一代年輕觀眾之間代溝的持續加大，近年能夠獲得一定熱度的中國喜劇電影多為知名喜劇演員或喜劇品牌IP的跨界衍生產品。雖然這類電影能夠比較精準地把握和切中年輕觀眾的“笑點”，但普遍缺乏基本的電影敘事邏輯。沒有經過科班電影劇作訓練的跨界導演們，普遍依靠“段子拼貼”或“笑料堆積”推進敘事，有時甚至為?！靶α稀辈幌亝s基本的敘事邏輯，故而這些“互聯網+”式喜劇經常被觀眾和評論家批評為膚淺、懸浮。如果從《年會不能停！》這部電影的名稱、表層影像符號和中國各派喜劇人“群英薈萃”等初級印象而言，它頗似又一部充滿互聯網氣質的笑料拼貼式喜劇。因為此片不但以擅長堆積互聯網段子的大鵬作為男主角，還同時匯聚了白客、王迅、孫藝洲、李乃文、童漠男、“肉食動物”、宋木子、李飛等分屬不同喜劇流派并在互聯網上具有一定熱度的喜劇人。

　　但此片在上映之后能夠獲得較高口碑，卻不是僅憑笑料堆積完成的。從敘事維度觀察，可以發現此片并不是各類喜劇人或喜劇物料的簡單拼貼，而是一部在劇作上層層鋪墊、前后呼應，并且戲劇沖突、角色性格設計相對合理的“結構喜劇”。所謂“結構喜劇”是文藝創作中的傳統手法，一般通過整體的結構設計形成喜劇效果，喜劇中的搞笑元素需按照特定的結構設計，編織在故事發展的不同階段，誤會、巧合、錯置是其最常見的結構技巧。俄國作家果戈理的小說《欽差大臣》、中國傳統相聲《連升三級》，以及中國電影《假如我是真的》等，都是將觀眾安置在“上帝視角”，觀看“陌生人”闖入“特定體制”的“錯置結構”敘事，各種“反差”式喜劇效果都源自預先設計好的“錯置結構”。

　　董潤年經過多番打磨，最終也選用了相對傳統的“陌生人闖入”這一看似陳舊但并不老套的“錯置結構”，將風格各異的喜劇人編織在了一個相對規整、可信的錯位故事之中。通過“一個大企業最底層的標準件廠鉗工被誤調到集團總部人力資源管理崗位”的結構設計，《年會不能停！》在預設觀眾為“全知視角”的前提下，通過人物錯置后的“陌生人視角”，以及他各種陰差陽錯的行為反而在大廠“科層制”中逆襲等設計，重新為觀眾展示了他們原本熟悉但卻并未真正審視過的“大廠體制”。這一設計不但最大程度地規避了笑料拼貼和敘事懸浮危機，還有效提升了電影的敘事質感，展示出導演扎實的電影劇作功底。

　　商業類型喜劇的“先鋒”氣息

　　《年會不能停！》在上映之后不僅迅速成為豆瓣平臺“近五年最高分喜劇”，圍繞影片臺詞甚至還形成了新的“互聯網黑話”：“董潤年對齊了龍標顆粒度，打通了職場底層邏輯，在嬉笑怒罵之中完成了類型片的精準把控，形成一鬧二笑三口號的形式組合拳，直擊打工人的情緒痛點，最終打磨成耐人尋味的時代影像閉環?！睂а菰谶@部賀歲檔喜劇中不僅諷刺了所謂的“職場官僚主義”，還展示出他試圖觸碰中國當下經濟社會企業權力機制，并對其“結構性暴力”進行切近性揭露和批判的勇氣。

　　以大型企業集團為主體權力結構的企業機制，一方面代表著經濟高速發展的“現代化”甚至“后現代化”社會的到來，另一方面也將身處其中的人類帶入了一個大衛·理斯曼《孤獨的人群》中所描述的“他人引導”型社會。生活在這類社會中的人是一種“組織化的人”在這一制度中，“無論你有沒有做好你的本職工作，甚至是你做好了應該做的事，都會感到經常焦慮，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么是正確的”。盡管董潤年反復強調影片中的“職場黑話”只是“一種巧合”，但《年會不能停！》所聚焦的職場，正是源自各大互聯網資本集團并導致當代年輕人普遍焦慮的“科層制”大廠制度。大鵬所飾演的胡建林因為集團中層“賣官鬻爵”被誤調總部成為人力資源管理專員，這一看似巧合實際用意深遠的敘事設計，將“大廠制度”等級森嚴、量化管理、逐層壓榨的“結構性暴力”進行了淋漓盡致地揭露。

　　更為難得的是，影片在揭露大廠“結構性暴力”的同時還對其進行了諷刺。喜劇的深層內核是“悲劇”，但喜劇呈現或消解悲劇的最佳方式一直是諷刺。諷刺有自嘲也有他嘲，諷刺程度有深也有淺，并且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對諷刺的包容度也各不相同。由于當下觀眾對諷刺的容忍度不盡一致，導致諷刺喜劇的“深刻性”問題，尤其“發笑”和“發省”的平衡問題，一直是擺在喜劇導演面前的最大難題。近年深囿于資本邏輯的中國喜劇導演，很少敢于直接“諷刺”社會現實議題。但《年會不能停！》卻通過近5年的實地采訪，將當代職場打工人對大型企業管理制度的“槽點”進行了搜集和提煉。在“逆襲”式“錯置敘事”的基礎上，添加新鮮且辛辣的“互聯網黑話”，將喜劇“挑釁”觀眾、企業制度，甚至是社會運行機制的“度”把控在了一個相對合理的范圍內。董潤年在有效完成商業類型喜劇笑料設計的同時，還表現出了頗具“先鋒”氣息的對當代職場的深度思考和諷刺，尤其是能夠“在諷刺和喜劇之間遇到沖突的時候，決定要保住諷刺的部分”。這才是影片在點映階段就斬獲各路影評人肯定，并在上映之后再次獲得觀眾高分評價的深層原因。

　　諷刺喜劇如何講好故事？

　　類型電影研究者托馬斯·沙茨曾譏諷“好萊塢類型電影提出問題的能力，要遠遠優于它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諷刺喜劇而言，影片如何讓觀眾發笑是第一層難度，更難的在于如何讓觀眾在發笑的時候還能獲得某些收獲。好萊塢類型喜劇導演習慣于在故事結尾用一場婚禮或是晚會的“儀式”結束故事，這種手段也同樣被大部分類型片導演所借鑒。董潤年導演的《年會不能停！》盡管在當代職場涉獵、敘事結構設計、各路風格喜劇人整合、大廠“行業黑話”提煉、懷舊音樂移植等層面表現得十分亮眼，但他以諷刺為出發點的故事結尾，卻也沒能有效解決影片提出的問題。

　　雖然作為一部在元旦檔和春節檔期間上映的類型喜劇，“合家歡”是它的基本要求，但預設諷刺為出發點的設計，也必須在結局時為諷刺找到一個可信的落腳點。盡管導演已經在這一段落平移了近年在網絡“出圈”的“大廠年會吐槽rap”，還添加了三人組因為大廠“科層制”自身漏洞并沒有完成“被開除流程”等頗具技巧含量的敘事設計，但當這部電影在結尾的“年會儀式”中以毫無新意的“小人物上訪+董事長斷案”這一近年觀眾深感審美疲勞的“天降青天”式敘事套路收尾時，也不出意外地收獲了觀眾對其故事結尾“老套”“名為諷刺，實為頌揚”等的吐槽。

　　中國喜劇電影發展至當下，導演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用喜劇消解現實、用喜劇消解恐懼，甚至用喜劇消解悲劇。雖然部分電影在喜劇笑料制造層面一直不乏亮點，但喜劇電影的深層敘事維度，尤其是故事發展與角色性格的基本邏輯，以及內涵主題的有效表達等問題，仍舊值得導演們繼續深入探索。董潤年導演的這次職場諷刺喜劇新嘗試，雖不完美，但足以令人欣喜。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