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小魚

　　籌備多年、備受矚目的電視劇《繁花》在年前開播。既在預料之中、又在預想之外的是王家衛對原作小說大刀闊斧，或者說是面目全非式的改編：不僅阿寶、滬生、小毛三大男主被砍掉了兩個，整個上世紀60年代的故事線也不見蹤影，而且把整部劇集的敘事重心放到了上海黃河路上的“商戰”——要知道，小說《繁花》從第一個字到最后一個字，都沒有提過阿寶們是怎么做生意的。

　　如何看待王家衛的改編策略

　　為什么要采取這樣的改編策略？王家衛是這樣解釋的：“我們沒有能力還原足本的《繁花》，但可以看到一個在原著里看不到的上海阿寶。”簡單地說，《繁花》的故事中有兩個阿寶：一個是上世紀60年代的少年阿寶；一個是上世紀90年代“片葉不沾身”的寶總。劇集要講述的就是他怎樣完成了這種身份的轉變。

　　如此選擇無可厚非，也可見王家衛的智慧——完整還原小說不僅不現實，效果也未必理想。但是，也許先要回答一個問題：阿寶完成身份轉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小說結尾，阿寶和青年時代的戀人雪芝重逢，更像是一種隱喻：現代的、太現代的上海人，對于逝去時光的懷念。小說《繁花》的詩意就悄然開放于阿寶們的少年時代，金宇澄寫起倍蒂、雪芝這些少女，筆端充滿溫情，和上世紀90年代那些飲食男女截然不同。也就是說，上世紀90年代的寶總之所以“片葉不沾身”，是因為他習慣并融入了成年世界里的矯揉造作、逢場作戲。

　　而在電視劇里，從阿寶到寶總，更像是在描寫一位上海灘青年發家致富、功成名就的“傳奇”經歷——在生意場上游刃有余了，自然也就“片葉不沾身”了。換言之，如果說小說《繁花》自帶濃到化不開的哀傷與憂郁，那么電視劇《繁花》則是情緒飽滿、積極樂觀的，把敘事中心放在了對娛樂性和刺激性的呈現上。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劇集為什么要拍“商戰”，而且將阿寶塑造成“孤膽英雄”和“大眾情人”的結合體。

　　在劇中，阿寶單刀赴會去諸暨，在暴力威脅前面不改色，輕輕松松就搞定了鬧事的工人，像極了香港電影里的“小馬哥”；阿寶運籌帷幄，在關鍵時刻沉得住氣，把范總、魏總等人玩弄于股掌之間，像極了香港電影里的“大佬”；阿寶周旋在玲子、汪小姐、李李三個女人身邊，把曖昧拉滿又不給出任何承諾的做法，又不能不讓人聯想起香港電影里的“花樣年華”。

　　說到這里，我們也就理解了王家衛的改編策略——關鍵是要“好看”。如果說小說《繁花》是平靜如水、暗流涌動的，那么電視劇《繁花》就是鑼鼓喧天、沸反盈天的。從流量和收視率的角度考慮，王家衛的做法不難理解。

　　劇集只是《繁花》蛋糕中的一塊

　　作品離開了作者之手，也就讓出了闡釋權。

　　王家衛當然有改編自由，正如他所言，“劇集只是《繁花》蛋糕中的一塊，看完可以去看看原著。”但令人格外詫異的是，如今的改編讓劇集完全走到了小說的反面。

　　小說《繁花》的結尾，阿寶與滬生依照小毛的遺言，去幫助借宿在小毛房子里的兩名法國青年。他們雄心萬丈地打算寫一個上海劇本：老上海，1930，蘇州河畔，法國工廠主愛上了中國的紡織女。法國青年滿腦子上海傳奇，阿寶則不斷提醒他們當年蘇州河畔并沒有法國工廠。

　　這個故事就像一出寓言劇。作者暗諷時下流行的上海“傳奇”，不過是一些爛俗的套路，仿佛出自外國人的手筆，對于真實的上海存有隔膜。如果說金宇澄的《繁花》是“故事”，那電視劇《繁花》就是“傳奇”。

　　“故事”和“傳奇”的區別在哪兒？關鍵在于有沒有“意義”。金宇澄對小說的命名，表明他對任何期待長久的事物、保持長久的意義都心存疑慮。小說中的陶陶曾希望抓住自己與小琴之間的愛情，但小琴的日記告訴大家，這不過是她虛與委蛇的圈套。陶陶自知報應不爽，“面對這個社會，大家只能笑一笑，不會有奇跡了。”

　　小說《繁花》里的“故事”，沒有往昔人們非常熟悉的社會批判或者都市迷惘，而是顯示出個人與“意義”的斷裂。小說中出場人物繁多，但相貌模糊、面孔混沌，因為“故事”總是曖昧的，它和日常生活有關，卻與“意義”無關。

　　電視劇《繁花》則一心要再現上海灘的“傳奇”——阿寶在時代浪潮下抓住機遇，施展才華，憑借迎難而上的勇氣和腳踏實地的魄力改變命運。無論是阿寶、玲子、汪小姐、李李或者飯店服務員、工廠老板、外貿代理等，每個普通人都選擇向商業對手挑戰，向技術變革挑戰。其中要表達的“意義”是清楚的——哪怕失敗也不放棄，強調的仍然是拼搏，是奮斗。

　　在王家衛看來，“劇集《繁花》介紹的是時代。因為我們講的是一無所有的阿寶，如何在短短十年，成為叱咤風云的寶總。除了個人奮斗，他需要時代的加持。”

　　而在小說中，阿寶的少年時代容得下鋼琴、古詩、家庭舞會和美好愛情，從而使那個年代顯示出可供緬懷的高貴。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小說中的上海，只剩下一個又一個的飯局和神情曖昧又充滿算計的調情。繁花凋謝，金宇澄顯然對市場時代的粗俗做出了否定。

　　有意思的是，當被問及對電視劇《繁花》的看法時，金宇澄如是說：“我只能表示感動，熬過這么艱難的幾年，片子能夠出來，多么不容易。”也許，這個值得玩味的態度，就是在小說中出現近千次的“不響”吧。

　　理解《繁花》或許還需要更多時間

　　小說《繁花》強調意義的懸置，不等于其“無意義”。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上海擁有著如此復雜的地形，貯存了這樣多彼此抵牾的記憶，使得它不僅是情感依附的容器，更成為意義爭奪的領地。因此，金宇澄放棄了某種總體觀念，而深入城市地理的層層累積中，去發掘多元意義的可能。

　　盡管作者并不肯定上世紀90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他懷著對每個人命運的關切書寫他們，以細致的觀察來描寫他們。他雖然“不響”，但讀者能看到人物的悲歡離合，以及那些情趣與欲望的存在。繁花落盡，但那些存在的瞬間和生活選擇的正當性會留存下來。歸根到底，《繁花》要思考的問題是：生活的變革，究竟意義何在？生活的正當性何在？人們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

　　一方面，這些問題，小說不可能給出標準答案。但作為一部劇集，王家衛卻不可能含糊其辭。因此，他只能從多元意義中取出最能被人接受的一種；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短視頻時代的到來，改變了當下的傳播規律——當一部劇集擺到觀眾面前時，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呈現出“意義”，《繁花》當然也不例外。這也意味著，把《繁花》影像化終究會留下遺憾。

　　劇集播出之前，就把“滬語”“地方特色”當做宣發的重點。但事實上，《繁花》不應該被視作“方言小說”或“地域小說”，這都把它說“小”了。《繁花》所要追問的乃是一個關乎所有當代人的宏大問題：如果現代都市生活終將在全球化的裹挾下被碾成符號，所有的美好記憶終將淪落為周而復始的情愛歡場，那么，我們還能不能從日常經驗和瑣碎事物里重新發現生活的“意義”？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我們還需要更多時間。（余小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