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坤

　　2012年，韓國音樂人鳥叔（樸載相）的k-pop單曲《江南style》發布。這首以諷刺韓國首爾富人區生活方式為主題的音樂舞蹈作品迅速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走紅，并在當年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成為YouTube發展史上最受喜愛的作品。

　　2023年，起源于中國廣西民間風俗的《科目三》在短視頻平臺抖音火出了圈，從線上到線下，從中國到海外，從大街小巷到專業舞臺，處處可見其絲滑的舞步，一時間仿佛全世界都跳起了《科目三》。

　　從《江南style》到《科目三》是參與式互聯網視頻時代蓬勃發展的黃金十年，它們能夠流行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契合了媒介傳播特性，成為被時代選中的文藝形式；另一方面在于紓解了當代人的“意義匱乏”，成為擺脫這種匱乏的“救助站”。

　　身體的在場

　　在傳統社會當中，意義的生產來自儀式，而樂舞則是儀式的主要活動。在前現代的部落當中，不論是祭祀、節慶、婚喪嫁娶等正式儀式，還是日常生活當中的互動儀式，人們聚集在一起載歌載舞，呼喊相同的口號，身體以共同的節奏擺動，這是部族成員溝通情感，激發共鳴的必要條件。

　　樂舞之所以具有如此儀式感，是由于其獨特的審美屬性，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舞和其他藝術門類最主要的不同在于身體在場，即它以人的身體為媒介，而不是離身的符號，因此能夠傳達更為豐沛的情感。伴隨著身體的舞動，人們沉醉其中，很容易進入一種陌生化的情境，巴赫金稱之為“第二生活形式”，涂爾干稱之為“集體歡騰”，范·熱內普稱之為“過渡禮儀”。

　　特納將儀式的陌生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分離、中介迷離、重新聚合，即人們暫時脫離原有生活，進入到一種迷離的狀態，而后進入新的意義系統之中。樂舞儀式使人進入陌生化狀態，于是情感得以交流，意義得以生成，秩序得以重建。

　　伴隨著現代社會的脫域，文字、圖像等離身的符號取代人的身體成為傳播的主要媒介，儀式也隨之消逝（韓炳哲）。儀式消逝帶來的后果是交流的信息性增強而情感性減弱，正如詹姆斯·凱瑞感嘆的那樣，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對于傳播而言就是信息傳遞取代文化共享的過程。究其原因在于，在網絡時代到來之前，沒有哪一種媒介能夠承載面對面交流那樣豐富的信息。由于可供性有限，在現代化的大眾傳播當中，人的肢體動作、面部表情、語氣神態等情感性的因素被視為噪音而過濾掉，只剩下那些有效的、承載著具體內容的信息。

　　以《江南style》和《科目三》為代表，參與式互聯網舞蹈的興起讓人們看到古老的樂舞儀式在現代社會煥發出的新生機。參與式互聯網舞蹈的演員和觀眾之間不再是表演和觀賞的關系，而是處于在共同創作當中激發情感能量的共在狀態。在這種舞蹈當中，身體作為交流媒介得以回歸，由此生成的身體共在雖然是虛擬的，但能夠產生如同傳統社會樂舞儀式一般情感互動和社會聚合的功能，因此可以將這一類舞蹈稱為賽博樂舞。

　　以參與式互聯網為土壤

　　參與式互聯網是賽博樂舞得以產生并流行的土壤。參與式互聯網即第二代互聯網，區別于以門戶網站為信息生產方、以可讀為交互形式的第一代互聯網，而是以用戶為信息生產方，以可寫為交互形式。第二代互聯網將體驗模式由讀轉變為寫，為用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參與式體驗，因此也被稱作“可讀可寫互聯網”和“參與式互聯網”。

　　按照用戶參與內容生成的媒介符號不同，參與式互聯網誕生至今經歷了從文字到圖文再到影像的三個時代。文字時代的代表是博客和論壇，圖文時代的代表是微博和微信公眾號，視頻時代的代表是視頻網站和短視頻網站。《江南style》和《科目三》所依托的YouTube與抖音、TikTok，正是參與式互聯網視頻時代最典型的內容平臺。

　　在視頻時代到來之前，參與式互聯網并沒有解決身體在場的問題，不論是文字還是圖像，都仍然是離身化的、抽象化的符號。身體在視頻時代得以復歸，這是由于影像本質上是一種身體媒介，它能夠指向人的表情、神態、動作等身體語言。互聯網的終極意義在于“互聯”，即讓人與世界的連接成為可能，人們通過文字和圖像實現符號層面的連接，通過影像則能夠實現身體層面的連接。每一種媒介都有與之最為匹配的文藝形式，賽博樂舞作為身體藝術成為了被時代選中的形式。

　　這些樂舞作品通常配有動感的音樂，舞蹈以手部動作為主，簡單易學，便于傳播；而為了吸引更多用戶，平臺算法也格外青睞這類內容，因此很容易形成現象級迷音。魔性的音樂響起，舞蹈者便從現實生活中抽離出來，絲滑的動作搖起來，參與者就進入到一種迷離的狀態，賽博樂舞讓人們進入到一種“集體歡騰”的“第二生活形式”之中，似乎準備好了接納新意義、建構新秩序。比傳統樂舞更進一步的是，賽博樂舞可以克服時空的阻隔，形成一種超時空的共在狀態、一個“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烏托邦世界。

　　切中當代人的精神痛點

　　賽博樂舞的流行得益于其與時代媒介的契合。但只有媒介契合，沒有用戶需要，是不可能獲得大規模參與的。之所以參與者眾多，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當代人的精神痛點——“意義貧困”。

　　社會學家項飆在一次專訪中提出這個概念，描述的是當代人匱乏感的來源并非經濟上的貧困，而是意義上的匱乏。現代社會的意義貧困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工具理性對人的異化，以升職加薪、買房買車、階層躍遷主導價值觀的社會，內卷愈演愈烈，人本能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幾乎沒有存在空間。另一方面是儀式的消逝，在傳統社會，儀式是意義建構的主要載體，現代社會伴隨著儀式的消逝，意義失去了生成和傳遞的載體。通過制造和參與集體儀式，當代人尋求擺脫意義貧困的狀態，“進淄趕烤”“進天趕跳”等熱點事件都是典型的案例（路陽、張敦福）。賽博樂舞帶來的儀式化體驗與這些事件類似，它在一定程度上紓解了現代人在現實生活當中由于意義貧困而帶來的焦慮，人們在虛擬的共在之中體驗到了現代社會所缺乏的連接感和意義感。

　　賽博樂舞通過重建儀式化情境，讓人們看到擺脫意義貧困的可能性，這的確令人充滿希望。但需要追問的是，經過暫時的分離、中介迷離及進入集體歡騰的狀態之后，新的意義生成了嗎？

　　《江南style》所成就的，是鳥叔這一超級IP，其他參與者成為他的粉絲，成為文化工業的一環；《科目三》所成就的，是抖音和TikTok這樣的超級平臺，平臺通過算法鼓勵對相同內容的模仿和復制，為了獲得流量，用戶成為免費的數字勞工。因此可以說，樂舞儀式過后，新的意義并未生成，人們不過是從一種異化，轉換到另一種異化。這也是為什么，勁歌熱舞過后，人們往往很快重新感到匱乏和虛無，只能通過加入一波又一波新儀式，尋求短暫的意義脫貧。賽博樂舞帶來的儀式感，只能暫時緩解意義貧困，而無法建構新的意義。

　　（作者為廈門大學藝術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