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庶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尊老、敬老被視為一種道德標準。近年來，許多影視劇中的老年人形象深入人心，豐富了作品內容，令人大開眼界。當“老年”成為一種觀察視角，反映出當代文化中的代際沖突、價值差異，可以重建家庭及社會的情感關聯。

　　在許多影視劇中，那些性格不同、格局不同的老年人往往被裝在父親或母親的身份里。或許我們還記得一些被熱議的出圈人物，比如《歡樂頌》（2016年）中樊勝美的母親、《安家》（2020年）中房似錦的母親，《都挺好》（2019年）中蘇明玉的父親蘇大強，《我的前半生》（2017年）中羅子君的媽媽薛甄珠。《歡樂頌》與《安家》中這兩位母親都把女兒看成了一部提款機，重男輕女、自私偏狹，她們蠻橫無賴的樣子讓人無奈。

　　《都挺好》中蘇大強是近年影視劇中難得一見、可恨又可愛的父親，老年的任性被演繹得淋漓盡致，“不是我的錯”“我想喝手磨咖啡”“我不吃面”“我活著還有什么臉面哪！”等等經典臺詞廣為傳播，蘇大強撒潑打滾、絕食抗議、暗中窺探等各種表情包也是流行一時。電視劇中作為負面形象呈現的父親，在互聯網中成為了適于調侃的對象與制造歡樂的符號。

　　《我的前半生》薛甄珠一出場就充滿趣味，她帶著小女兒到大女兒羅子君家借錢。保姆給她端上銀耳紅棗湯，她用上海腔咕噥著：“我吃不下的呀！”一吃到美味紅棗，就豪放地連吃幾碗。看到女兒用的昂貴絲巾、LV挎包，順手拿走，對女兒說：“我全都帶走啊，如果說，你要想要的時候，就給我打電話啊，我給你送過來。”隨后，她披上白色絲巾，背上小皮包，滿心歡喜地走了。當她滿身穿戴奢侈品，穿梭于上海弄堂，那種招搖絕不亞于年輕女子，那種歡快的情緒仿佛可以溢出屏幕。她堅信，女人得依靠婚姻，在女兒羅子君嫁給有錢人后由衷地為她驕傲；女兒離婚后與閨蜜男友戀愛，又為女兒辯護。這位母親的婚姻價值觀還停留在前現代，而她的行為方式又充滿現代感。

　　這些一度被熱議的父親母親是電視劇中的配角，這些老年人為作品增加了話題度和豐富性。近年不少電視劇也把老年人的經歷作為主線，比如《外婆的新世界》（2023年）。溫和、順從、隱忍的外婆大半輩子為女兒操勞，無聲地接受女兒的指責與發難。她在心梗病發后奇跡般地活過來了，在醫院康復后回家，女兒首先對她說：“媽，經過這場危險，要不你還是立個遺囑吧……你上次要有個三長兩短，好多問題都是個麻煩……銀行卡、密碼都找個本子寫一下。”外婆安靜地應允了，有點黯然神傷，提出不再去女兒店里工作了，想好好養老，從此她玩起失蹤，開始了一個老年人的公路旅行。在這部劇里，我們看到以老年人為中心的劇情進展，也看到中老年女性擺脫家庭的繁重勞動后開啟的新生活。

　　此外，從一些年代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多維的人生經歷與老年生活，比如《人世間》（2022年）、《父母愛情》（2014年）。《父母愛情》回眸20世紀四五十年代，講述父母從相識、相愛到相守的過程。愛喝咖啡、愛讀小說的資產階級小姐遇見目不識丁、粗獷剛強的軍官，兩人出身背景、文化程度、審美品位有極大差異，在去差異化的過程中制造了許多笑料。該片真正打動人的不是父母在青年時代的愛情，而是在社會動蕩與人生起伏中歷久彌堅的感情。這份感情，直到老年時期才醞釀出一種醇厚與芬芳，才透露出一份從容與恬淡。

　　總體上看，近年中國影視劇中引起廣泛共鳴的老年人形象的首要身份是父親或母親，他們處在“家”的背景下被審視與解讀，中國文化傳統中關于“家”的哲學在影視劇中有了明顯體現。現代思想強調個體，崛起的個體意志使得“家”的位置一度被擠壓或遺忘。20世紀初中國新文學作品就強調逃離“家”的桎梏，比如巴金《家》、曹禺《雷雨》，尊重個體與順從家庭形成了一種矛盾。個體戰勝了家庭，從此，大量文藝作品書寫了追尋自我的道路。有意思的是，當下影視劇中，個體意識通過青年一代來表現，家庭觀念通過老年一代來維系，兩者之間終能化解的代際沖突、其樂融融的家庭景觀，消解了中國20世紀現代性進程中自由個人與封建家庭的歷史性矛盾。

　　老年角色被寄托了許多傳統的價值觀念，接受觀眾的道德審判。當他們不符合傳統觀念時，比如蘇大強為老不尊；或者過強地執行了這些觀念，比如樊母重男輕女，都可能激發觀眾不滿，招致批判之聲。不管如何，最終還是劇中的老年人背負起傳統價值的重擔，他們是古典精神的家園與歸宿。

　　老年人更多地被看見，以老年人為主角的作品更多地出現，可見影視劇創作與接受更加多元。同時，我們也期待影視劇中老年人形象能夠突破作為父親或母親的身份限制，能夠全方面地展現老者的智慧與經驗，進而演繹更廣泛的可能性。

　　（作者系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